最虚荣的那年，我央求母亲给我买名牌。
她亲手缝了个耐克书包，我因此成了班级的笑柄。
“看啊，这是假货！”
同学们的嘲笑，让我对那个书包恨之入骨，觉得它毁童年。
几十年过去，母亲为了生计早已在外地辛苦打拼。
我生日当天，母亲通过视频祝贺。
我也偶然翻出了那个被我尘封多年的，曾被我视为耻辱的“假耐克”书包。
就在我指尖触碰到书包上褪色的标志一瞬间，手机猛地振动起来，屏幕上跳出一个陌生的国际号码。
“刘先生，我们是Nike总部。我们想向您买下这个logo的全球授权，每年百万起步。”
我手一抖，差点没把手机摔出去。
“您……您说什么？”
我几乎是吼出来的。
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耐克总部？
百万授权？
这听起来像诈骗，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身上？
我只是一个常年在工地与出租屋之间奔波的打工仔啊。
电话那头的人似乎习惯了这种反应，语气依然沉稳却带着难以压抑的兴奋：“刘先生，请您冷静。
我们通过您的短视频账号看到了您展示的那款书包。
您母亲手缝的那个标志，它拥有独特的，超出我们想象的文化价值和情感张力。”
我的心跳得鼓点一样响。
短视频？
没错，我前几天确实随手拍了个视频，只是为了记录下我与母亲视频通话吃蛋糕的瞬间。
镜头扫过了那个书包，那是我无意中翻出来的。
“你们……怎么找到我的？”
我握着电话的手心里全是汗。
“这不重要，”对方打断我，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果断，“重要的是，我们看到了它的潜力。
它完美诠释了我们品牌所代表的“JustDoIt”精神，以及更深层次的，那种源于最质朴的爱，对梦想和渴望的追逐。
这种故事，是任何广告都无法复制的。”
我喉咙发紧，说不出话。
我的脑海里，不受控制地闪回。
那年，初三。
县城的中学里，耐克、阿迪达斯是流行风向标。
同学们新学期背着真皮的、尼龙的名牌书包，骄傲地在校园里走动。
我呢，永远是那个背着廉价书包的“土包子”。
“妈，班里同学都有耐克书包，我也想要一个。”
我记得自己是怎么对着母亲撒娇的。
那时家里是真的穷，父亲常年在外打工，母亲在家务农，一年到头也没几个活钱。
买一个上百块的书包，对我们家而言，无疑是一笔巨款。
母亲坐在昏黄的灯光下，她的手粗糙，指节因为常年劳作而有些变形。
她看着我，眼神里是掩饰不住的心疼和犹豫。
几天后，那个被我央求来的“耐克书包”出现在我面前。
它不是商店里买的，而是我背了很久的那个帆布书包。
只是在正中央，多了一个用白色线一针一线勾勒出来的，歪歪扭扭的，却又无比神似的“耐克”钩子。
“看，耐克！”
母亲的眼睛里闪着期待的光，“妈给你缝的，好看不？”
那时，我的虚荣心与羞耻感打架。
同学们的目光、窃窃私语，以及那一句句刺耳的“看啊，这是假货！刘明背的是山寨货！”让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那个书包，我只背了一个星期，就假装弄丢了，其实是藏进了柜子的最深处。
它成了我心里一块抹不去的疤，是贫穷和虚荣折磨的烙印。
而如今，这份“耻辱”却被耐克总部称为“文化价值”？
甚至要用百万年薪来授权？
这太魔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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